第23章 实习记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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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没学上,”当地的一个社工告诉我们,“公立学校要户籍,私立学校学费太贵。”
我采访了一个叫小芳的女孩。她十岁了,还没进过学校。
“我想读书,”她睁着大眼睛说,“可是爸爸说家里没钱。”
沈清薇采访了一个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男孩。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新书包”。
回到报社,我含着眼泪写完了这篇报道。王老师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写得很好,”他终于说,“但是发不了。”
“为什么?”我不解。
“太沉重了,”他叹了口气,“报纸需要正能量。”
最后,这篇报道被改头换面,变成了《社会各界关爱农民工子女》,重点写了几所民办学校提供的助学名额。
我看着被修改得面目全全的稿件,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就是现实,”沈清薇轻声说,“我们要学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赵瑞龙知道后,不无得意地说:“看吧,我早就说过,有些真相是不能说的。”
但事情出现了转机。一周后,我收到一封信,是那个叫小芳的女孩写来的。信很短,字歪歪扭扭:
“记者叔叔:有个好心的阿姨看到报纸,资助我上学了。谢谢您。”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小芳背着新书包,站在校门口笑得灿烂。
我把这封信拿给王老师看。他久久注视着照片,最后说:“记住这个笑容。这就是我们当记者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实习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反映真实。我写过菜市场拆迁的系列报道,写过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故事,写过城市外来人口的生存状况。
每篇报道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但每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能带来一点点改变,我就觉得值了。
实习结束那天,李志强副主任找我谈话:“小林,毕业后愿意来我们报社吗?”
我犹豫了。记者这个职业让我看到了更真实的社会,但也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
回到学校,我把实习经历讲给陈默和赵瑞龙听。
“要我说,你就该去,”赵瑞龙说,“《南方时报》多好的平台。”
陈默却持不同意见:“我觉得你更适合走学术道路或者从政。记者这个职业,束缚太多。”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操场上散步。月光很好,就像我第一次见到沈清薇那晚。
她走过来,轻声问:“在纠结?”
“嗯。”
“跟着你的心走,”她说,“但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我望着星空,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话:“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头。”
但低头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更好地成长。
实习记者的经历,让我看到了象牙塔外的世界。那里有阳光,也有阴影;有希望,也有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