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老王头的＂最后一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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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县委大院，玉兰花攒着劲儿地开，白的像堆雪，紫的像凝霞，风一吹，花瓣打着旋儿落，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香。季秋水抱着一叠刚核完的文件匆匆走过长廊，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上，嗒嗒嗒的响。经过老王头办公室时，那扇总是虚掩着的木门今天敞得格外开，她不经意间一瞥，心猛地往下沉了沉。

老王头正蹲在地上收拾纸箱，背有点驼，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他手里拿着块抹布，正细细擦着桌上那个旧茶缸——缸身是褪了色的军绿色，边缘磕掉了好几块搪瓷，露出底下的黑铁皮，唯一清晰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被摩挲得发亮。这茶缸跟着老王头三十多年了，从他进县委办当通讯员那天起，就没离过手。

"明天就退了？"季秋水站在门口，声音有点发颤。

老王头回过头，脸上堆着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花："可不是嘛，到站喽。"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丫头，来得正好，帮我看看这几本旧书，扔了可惜，留着占地方。"

办公室里已经空了大半，靠墙的文件柜搬空了，露出后面墙壁上淡淡的印痕，那是三十多年来文件柜压出的印记。几个年轻同事正忙着把纸箱往推车上搬，动作轻手轻脚的，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桌上的台历停在昨天，红圈把"4月15日"圈得格外醒目——那是老王头的生日，也是他退休的日子。

"师傅，"季秋水放下文件，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想帮忙，却被老王头拦住了。

"别沾手，都是灰。"老王头按住她的手，掌心粗糙得像砂纸，"明天上午九点，会议室，我给大伙念叨念叨这些年的事儿。"他顿了顿，眼里闪着光，"也算是我的'最后一课'吧。"

季秋水看着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想起七年前刚进县委办时，自己还是个连文件归档都弄不清的毛丫头，是老王头手把手教她区分"请示"和"报告"的格式，教她开会时要坐在哪个位置，甚至教她给领导端茶时杯把要朝向哪个方向。那时她总跟在他身后，一口一个"王师傅"，办公室的人都笑她是老王头的"小尾巴"。

"我一定到。"季秋水吸了吸鼻子，赶紧别过脸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县委办的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长条桌两边坐满了人，连后排都加了折叠椅。季秋水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帮着摆水杯、调试麦克风。她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横幅，红底黄字写着"王守诚同志光荣退休座谈会"，心里又是一阵发酸。

九点整，老王头走了进来。他穿了件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个牛皮纸笔记本。身后跟着代县委书记、县长李建国，县委副书记解来峰，还有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张建军。三位领导都穿着便装，脸上带着笑意，不像开会，倒像串亲戚。

"老王，你是主角，坐前面。"李建国拍着老王头的肩膀，把他往讲台边推。

老王头摆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李书记您坐。"

"今天你最大。"张建军笑着把他按在讲台前的椅子上，"我们都是来听您上课的。"

会议室里哄地笑起来，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季秋水注意到，李建国和老王头说话时，一直微微欠着身子，那是晚辈对长辈才有的姿态。她后来才知道，李建国刚才参加工作时，老王头已经是综合科的科长了。

等大家都坐定了，张建军清了清嗓子："同志们，今天咱们聚在这儿，是为了送一位老战友——王守诚同志光荣退休。"他指了指老王头，"老王在县委办干了三十八年，从通讯员到科员、科长，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份工作。今天咱们不听汇报，就听老王讲讲心里话，大家欢迎！"

掌声雷动，老王头站起身，对着大家鞠了一躬。他走到讲台上，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茶，又放下，像是鼓足了勇气似的开口："同志们，领导们，刚才建军说我干了三十八年，我自己都没算过。"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只记得刚来那年，我才22岁，穿个的确良衬衫，站在大院里连话都不敢说。"

台下又是一阵笑，不少老同事都跟着点头，想起了当年的光景。

"今天站在这儿，心里头五味杂陈。"老王头的声音低沉下来，"临走前，想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都是这些年攒下的经验，对不对的，大伙多担待。"

他翻开手里的牛皮纸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纸页都泛黄了。

"第一，要守得住底线。"老王头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县委办是啥地方？是县委的'窗口'，是上传下达的'枢纽'。咱们手里过的文件，嘴里说的话，都可能影响到一个决策，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底线要是守不住，害人害己。"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一九九二年那会儿，我在综合科当副科长。有回一个乡镇报上来的灾情报告，明显掺了水分——明明淹了五十亩地，写成了五亩；明明倒了三间房，写成了一间。为啥？怕担责任，想少领救济款，显得自己工作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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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把我叫过去，让我把报告改改，说'给乡镇留点面子'。我拿着报告回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改吧，对不起老百姓；不改吧，怕得罪领导。"老王头叹了口气，"最后我没改，直接去找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我跟书记说：'这报告要是改了，将来真出了大事，咱们没法向老百姓交代。'书记看了报告，又派了督查组下去核实，最后不仅按实际情况拨了救济款，还批评了那个乡镇的领导。"

"后来那位副县长确实有点不高兴，开会时总给我使脸色。有人劝我'低头认个错'，我说认错可以，但报告不能改。"老王头的声音提高了些，"直到三年后，那位副县长调走，临走前跟我说：'老王，当年那事，你做得对。要是当时真改了，后来那几场暴雨，咱们可能就瞒不住了。'"

台下鸦雀无声，连翻笔记本的声音都停了。李建国微微点头，对身边的解来峰说："老王这股子犟劲，我是知道的。他总是说'领导的话要经得起推敲，更要对得起老百姓'。"

解来峰也跟着点头："九十年代搞国企改革，不少职工来县委上访，都是老王带着人去做工作。他常说'老百姓不是不讲理，是咱们没把政策说明白，没把道理讲透彻'。有回他为了给一个下岗职工落实社保，跑了社保局、财政局好几个部门，连跑了半个月，最后愣是把问题解决了。"

老王头听见了，摆摆手："解书记过奖了。我就是觉得，咱们在县委办工作，离领导近，离政策近，但不能忘了离老百姓更近。这底线是什么？就是老百姓的信任。这信任要是丢了，啥都没了。"

"第二，要看得清形势。"老王头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有人说县委办就是'写写材料、发发通知'，这话不对。咱们得是县委的'千里眼'、'顺风耳'，得能从一堆文件里看出问题，从几句汇报里听出苗头。"

"九八年我当综合科科长的时候，新来的县委书记想搞'开发区建设年'，要把城南那片农田全征了，盖厂房、建写字楼。当时不少人都觉得这是好事，能拉动GDP。书记让我牵头写方案，我却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