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地山谦卦象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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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谦卦象解

此卦唐玄宗因禄山之乱,卜得之，乃知干 戈必息也。

图中 ：

月当天， 一 人骑鹿，三人脚下乱丝, 贵人捧镜，文字上有公字。

地中有山之课 仰高就下之象

大有至终必不可盈满,故圣人受之序卦为谦。天之道盈满,则必损地道，此卦为亦谦之义, 以自然界喻之，外卦为地，内卦为山，即山居地下，山乃至高大之物，而今居地下，此处卑乃 谦之象，亦示人有崇高之至德，而处卑下，乃尽谦之义。

卦图象解

一、月当天：清明之政，中秋时也。

二、一人骑鹿：才禄俱备。

三、三人脚下乱丝,隐于山后:小人不敢正面示人，惟隐山谦之后(即外饰谦为幌子)实则 乱如麻，计无所出。

四、贵人捧镜:明镜高悬,执法公正光大。

五、文字上有公字：处事以公，得理也。

全卦：不知谦下自晦，果必招讼也。

地山谦卦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五卦，其卦象由上坤下艮构成，坤为地、艮为山，形成“地中有山”的独特意象。这种看似违背自然常理的组合——本该高耸天际的山岳竟藏于大地之下，实则蕴含着中国哲学最精妙的辩证智慧。在《周易·序卦传》中，谦卦紧随大有卦之后，仿佛在昭示着“物极必反”的宇宙法则：当人拥有“富有四海”的权势（大有卦），唯有以“卑下自牧”的姿态（谦卦）才能守住基业。正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所言：“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这种“山附于地”的卦象，在自然界中能找到奇妙的对应。地质学上，地表之下的隐伏山脉往往孕育着更丰富的矿藏与地下水系，正如谦逊之人看似低调，实则内蕴深厚。北宋大儒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进一步阐释：“地体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在地中，谦之象也。谦者，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皆是谦也。”这种将自然现象人格化的解读，揭示出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路径。

卦象中“月当天”的意象更是耐人寻味。汉代京房在《京氏易传》中将其注解为“月体光明，普照四方，不私于一物”，这与《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政治理想高度契合。中秋时节的满月，在时间维度上象征天道循环的圆满，在空间维度上代表王道普照的公正。唐玄宗开元年间，史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正是这种“月当天”的治世景象。然而月亮的盈亏变化又暗喻着“盛极而衰”的警示，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言：“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

值得注意的是，谦卦六爻皆吉，这在六十四卦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王弼在《周易注》中指出：“谦者，德之柄也。凡六爻皆阴爻，唯九三为阳爻，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故六爻皆吉。”这种全吉的卦象并非鼓励无原则的谦卑，而是强调“卑而不可逾”的智慧——如同大地承载山岳却不与之争高，最终成就“厚德载物”的境界。正如现代物理学中的“势能原理”，物体位置越低，所蕴含的势能越大，谦卦的智慧正在于通过主动降低姿态来积蓄更持久的生命能量。

二、卦辞与爻辞的深层解读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爻居于谦卦最下位，以阴爻处阳位，象征着谦德的初始阶段需如履薄冰。《象传》释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这里的“牧”字用得极为精妙，既有“牧养德行”的自我培育之意，又含“牧放野性”的自我约束之功。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政变（713年）后登基，当时的唐朝历经武则天晚年乱政与韦后之乱，国库空虚、吏治败坏。年轻的皇帝展现出惊人的谦抑姿态：他即位当月便下令“禁奢靡，罢贡献”，将皇家御马从四万匹减至三万匹；在大明宫紫宸殿设“待制官”制度，允许五品以上官员随时入宫议政；尤其对姚崇“十事要说”的改革建议，竟“皆纳之”（《资治通鉴》卷210），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正是“谦谦君子”的生动写照。

此时的唐玄宗如同一位谨慎的舵手，驾驭着大唐这艘巨轮穿越险滩。他亲自审阅地方官员的考绩，将不合格者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时时警醒；在灾荒年份带头削减膳食，命后宫嫔妃织布自给。这些举措使得开元前期“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郑綮《开天传信记》），完美诠释了“用涉大川”的卦理——当领导者以谦逊态度凝聚共识，再大的困难也能平安渡过。然而天宝年间，这位曾经的“谦谦君子”却变了：他听信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谎言，将科举录取人数从开元年间的年均百人减至天宝年间的二十余人；在华清宫沉湎声色，甚至对宰相杨国忠说出“朕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旧唐书·杨国忠传》）的昏话，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滔天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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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鸣谦，贞吉”

六二爻以阴爻居阴位，得中得正，《象传》释为“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这里的“鸣”并非夸耀，而是“内蕴之德发于外”的自然流露，如同美玉在匣中自能发光。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正是践行“鸣谦”智慧的典范。他在《十事要说》中既提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又具体规划“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等改革措施，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处事方式，使得谦德与事功达到完美统一。

宋璟任宰相时更是将“鸣谦”发挥到极致。他坚持“不徇私情，犯颜直谏”，当唐玄宗想提拔岳父王仁皎为开府仪同三司时，宋璟以“赏罚者，国之大事，爵禄者，天下之公器”力谏而止；广州百姓为其立“遗爱碑”，他却上奏“臣在州无他异政，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请玄宗下令禁止。这种“有谦德而不失原则，有才干而不事张扬”的为官之道，恰如《周易集解》引荀爽所言：“六二得中，谦而正焉，故曰鸣谦贞吉也。”反观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彰显权势竟“私第铸钱”，每次出行“呵道百余步，公卿以下皆避路”（《资治通鉴》卷216），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炫耀，与“鸣谦”精神背道而驰，最终落得“诛其身，没其家”的下场。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