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遇刺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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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祥和夜晚的致命枪声

1986年2月28日晚，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沉浸在周末的轻松氛围中。时任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与妻子莉丝贝特（Lisbeth Palme）像往常一样，选择在下班后享受一场电影带来的放松时光。这对夫妇没有携带任何保镖，如同普通市民一般，乘坐地铁前往市中心的"大电影院"。

当晚8点30分左右，帕尔梅夫妇到达影院，与他们的儿子马腾（Marten）及其女友会合。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并没有提前预订电影票，当他们到达时，电影票几乎已售罄。然而，售票员认出了帕尔梅，热情地将预留给影院经理的票卖给了首相一家。

电影散场时已是晚上11点多，一家四口在影院门口道别。帕尔梅夫妇沿着斯维瓦根大道（Sveav?gen）向地铁站方向漫步而行，这条大道是斯德哥尔摩最繁忙的街道之一。23点21分，当他们走到斯维瓦根大道与Tunnelgatan街的交叉口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暗处窜出。

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59岁的帕尔梅首相感到背部一阵剧烈的灼痛，他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袭击者，便重重地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响起，莉丝贝特也被击中，倒在了丈夫身边。

行凶者是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他在近距离开枪后，不慌不忙地沿着街道慢跑，爬上几级楼梯，来到邻近的街道，迅速消失在夜色中。这一系列动作被现场十多名目击者看在眼里，但在震惊与混乱中，没有人能够准确记住凶手的面容或逃跑路线。

几分钟后，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第一支警察巡逻队于11点24分抵达现场，此时距离枪击发生仅过去三分钟。然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11点29分，救护车赶到，将帕尔梅夫妇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帕尔梅首相因背部中枪导致脊髓严重损伤，于次日0点06分宣告不治身亡。莉丝贝特则幸运得多，子弹只是擦伤了她的背部肌肉，经过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整个瑞典。在这个自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近200年间从未发生过政治暗杀的国家，首相在繁华街道上被公然枪击致死，无疑打破了瑞典社会长期以来的安全感与稳定感。

二、现场调查：错失的关键证据

2.1 混乱的犯罪现场处理

枪击事件发生后，斯德哥尔摩警方的反应显得异常迟缓且混乱。时任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Hans Holmér）当晚正在山区与情人滑雪，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返回警局。这种高层领导的缺席，直接导致了现场处理的无序与低效。

警察没有正确地封锁犯罪现场，在凶手逃跑后的几个小时内，警方在市中心的封锁范围过小。送葬者穿过警戒线，放置鲜花，踩踏在帕尔梅的血迹仍未干涸的地面上。这种处理方式严重破坏了现场的完整性，许多潜在的关键证据就这样被无意中销毁。

更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在犯罪现场有众多目击者，但警方却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询问和记录。在枪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警方只是简单地要求所有人回家，而不是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调查。这种处理方式与常规的凶杀案调查程序大相径庭，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隐患。

2.2 重要物证的意外发现

在帕尔梅遇刺后的几天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反复搜查，但似乎并未找到任何关键物证。直到案发几天后，一位路人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并将其交给了警方。这颗子弹成为了案件调查中的重要物证，后来被证实是凶手使用的.357口径马格南子弹。

弹道专家分析，这颗子弹来自一把威力强大的左轮手枪，如Smith & Wesson 357 Magnum型号。这种武器能够在近距离造成致命伤害，即使目标穿着防弹背心，也难以幸免。这表明凶手是有备而来，目的明确，就是要置帕尔梅于死地。

然而，这颗关键的子弹直到案发几天后才被发现，这一事实引发了公众对警方调查能力的质疑。人们不禁要问：警方在案发后的现场搜查中究竟做了什么？为何如此重要的物证会被路人轻易发现，而专业的调查人员却未能找到？

2.3 目击者证词的矛盾与缺失

警方随后开始对现场目击者进行询问。在询问了25名目击者后，警方拼凑出了凶手的大致特征：男性，年龄30至50岁，身高180至185厘米，案发时身穿深色夹克。然而，对于凶手的具体长相、面部特征以及逃离路线，不同目击者的描述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

这种证词的不一致性使得警方难以确定凶手的真实身份。更糟糕的是，由于警方未能在案发当晚及时封锁现场并详细记录所有目击者的信息，许多重要证人在后续调查中难以找到，导致关键线索的永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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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案发当晚，离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和火车仍在照常运行，郊区的公路和桥梁在凶杀案发生后仍开放了数小时。这意味着凶手可能已经利用这些交通工具逃离了瑞典，大大增加了案件侦破的难度。

三、调查进程：多番转折与无果而终

3.1 初期调查的方向错误

帕尔梅遇刺案的第一位首席调查员错误地认为，库尔德武装分子库尔德工人党（PKK）与谋杀案有关。当时，库尔德工人党正在对土耳其进行游击战，最近被帕尔梅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这一判断导致警方将大量精力放在调查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的活动上。

1987年，在对作为库尔德工人党基地的一家书店进行突击搜查后，这位调查员被迫不光彩地辞职，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与谋杀案有关的证据。这一初期调查方向的错误，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还导致真正的线索被忽视，使得案件侦破陷入了困境。

3.2 首次逮捕与定罪：克里斯特·彼得松案

1988年12月，帕尔梅被刺杀近3年后，瑞典警方以谋杀罪名逮捕了有前科的克瑞斯特·彼得松（Christer Pettersson）。彼得松是一名酗酒及吸毒的惯犯，此前曾因暴力犯罪被判刑。在警方的审讯中，彼得松承认了自己"刺杀首相"的行为。

1989年6月，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裁定彼得松谋杀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判决似乎为这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画上了句号。然而，彼得松及其律师团队坚持上诉，声称定罪证据不足。

上诉过程中，法院发现检方提供的证据链存在诸多漏洞。首先，彼得松身为瘾君子和酒鬼，缺乏刺杀首相的明显动机。其次，检方无法提供关键物证——凶器。此外，警方列队指认的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影响了帕尔梅夫人证词的可信度。

1989年9月12日，瑞典中级法院经过审理，一致决定立即释放被判终身监禁的彼得松。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让整个瑞典社会再次陷入困惑和不安。被释放后的彼得松叼着香烟，抱着酒瓶走出法院的照片，一时间占据了瑞典各大报纸的头版。

3.3 调查的持续与悬赏加码

彼得松被释放后，瑞典警方继续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在纪念帕尔梅遇害15周年时，警方表示，他们将继续悬赏5000万瑞典克朗（约合850万美元），利用已掌握的线索，尽全力在2011年此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将凶手绳之以法。

这一巨额悬赏在瑞典历史上实属罕见，反映了政府对此案的高度重视和破案决心。然而，尽管警方投入了大量资源，调查工作却进展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之后的30多年里，有超过134人向警方"坦白"自己杀死了帕尔梅，但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想出名的骗子或患有臆想症的患者。警方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这些虚假线索进行排查，进一步分散了调查重点。

四、新线索的出现：斯卡迪亚男人的浮现

4.1 记者的独立调查

2018年，一位名叫托马斯·彼得森（Thomas Pettersson）的瑞典记者经过12年的独立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帕尔梅遇刺案的文章，将凶手的身份指向了一个被称为"斯卡迪亚男人"（Skandia man）的神秘人物。

这位"斯卡迪亚男人"名叫斯蒂格·恩斯特伦（Stig Engstr?m），1934年出生于印度，案发时是斯堪的亚公共保险公司（Skandia insurance pany）的一名平面设计师及广告咨询师。恩斯特伦曾在不同场合表达对首相的政见不满，案发当晚，他在公司加班并在刺杀发生前几分钟离开公司，而该公司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总部距离刺杀现场仅有数十米。

托马斯·彼得森的调查发现，恩斯特伦曾作为重要的目击证人和潜在嫌疑犯多次接受警方询问。他告诉警方，参过军的自己曾参加对帕尔梅的施救，并与受伤的帕尔梅夫人说过几句话。但警方认为，恩斯特伦只是一位"不可靠的目击者"，并停止了对他的调查。

4.2 恩斯特伦的可疑行为

彼得森的调查显示，恩斯特伦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比他向警方承认的更早，事发后还在现场徘徊了很久。更重要的是，恩斯特伦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说过许多前后矛盾的证言，并隐瞒了自己在现场携带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的事实。

此外，恩斯特伦与瑞典的右翼政治团体有联系，并对帕尔梅的施政方案提出过强烈不满，这被彼得森认定为恩斯特伦参与暗杀的动机之一。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彼得森还采访了帕尔梅的儿子马腾，后者确认在帕尔梅被暗杀前，曾有一名酷似恩斯特伦的男子与他的父亲有过接触。

然而，恩斯特伦的家属极力反驳彼得森的指控。恩斯特伦的前妻对媒体表示："恩斯特伦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敢刺杀首相。"这种截然不同的描述，使得恩斯特伦的真实性格和动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4.3 警方的重新调查

在托马斯·彼得森的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后，瑞典警方于2020年重新展开了对帕尔梅遇刺案的调查。此次调查的重点锁定在恩斯特伦身上，试图验证彼得森提出的各项指控。

调查发现，恩斯特伦确实具备作案条件：他曾在军队服役，精通枪械，并且是一家射击俱乐部成员。此外，案发时恩斯特伦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有可能产生反社会心理。更令人怀疑的是，恩斯特伦当时所在的保险公司距离案发现场仅有数十米，且他在案发前后的行踪存在诸多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