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雷泽归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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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雷泽归妹

《易经》视角下的现代性少数群体困境与文化重构——以艾滋病议题为切入点

一、艾滋病传播认知：科学与偏见的“奇妙碰撞”

（1）医学传播机制：数据的“任性舞蹈”

在当今社会，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机构，通过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践观察，言之凿凿地指出HIV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条：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其中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都包含在内）以及母婴传播。这一科学论断是基于无数医学专家的心血和大量的临床数据得出的，是对HIV病毒传播规律的客观总结。

然而，在实际的数据呈现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数据就如同调皮的孩子一般，展现出了一种“任性舞蹈”的姿态。从全球范围来看，异性恋群体在艾滋病传播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0%，这表明异性恋群体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与此同时，在某些特定的地区，男男性行为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却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这种数据上的差异，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男男性行为群体与艾滋病之间存在着某种生物学上的必然联系。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感染率的差异更多地是由社会学因素所导致的。首先，在检测覆盖率方面，由于社会对男男性行为群体的关注度相对较高，相关的检测资源也更多地向这个群体倾斜，这使得该群体的检测覆盖率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其他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如缺乏检测意识、检测资源不足等，导致检测覆盖率较低。这就意味着，男男性行为群体中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相对较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感染率就一定比其他群体高。

其次，在性伴侣数量的统计方面，男男性行为群体的性伴侣数量相对更容易统计。这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社交模式和性行为特点使得性伴侣关系相对更加明确和易于追踪。而其他群体，尤其是异性恋群体，由于性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交模式的复杂性，性伴侣数量的统计难度较大。因此，在数据统计上，男男性行为群体可能会因为更容易被统计而显得感染率较高，从而被拉出来“背锅”，这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某个城市为例。在这个城市中，政府和社会组织针对男男性行为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检测宣传和免费检测活动，检测覆盖率达到了80%。而对于异性恋群体，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和检测资源有限，检测覆盖率仅为30%。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男性行为群体中检测出的艾滋病感染人数自然会比异性恋群体多，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两个群体的实际感染情况。

（2）文化偏见：历史典故的“跑偏之旅”

文化偏见在人们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偏见往往可以追溯到历史典故的错误解读和“跑偏之旅”。

《汉书·董贤传》里记载的“断袖之癖”的典故，原本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小把戏”。在西汉时期，汉哀帝与董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有一次，汉哀帝醒来后发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吵醒董贤，他竟用剑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宫廷环境中，更多地是体现了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和特殊的情感关系，是宫廷权力斗争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反映。然而，在后世的解读中，这个典故却逐渐被扭曲，成为了形容同性恋的代名词，性少数群体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看待。

宋代《太平广记》里记载的“义气相得”的事儿，原本不过是当时文人阶层道德困境的写照。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复杂，文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表达有着独特的方式。一些文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被记录下来，被描述为“义气相得”。但在现代，这些记载也被一些人错误地解读，与性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对性少数群体进行歧视和偏见的依据。

现代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着各种“施压”，而这些压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业文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冲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核心家庭结构逐渐解体。在过去，核心家庭结构紧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传统的道德监督机制也十分强大。家族中的长辈会对晚辈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社会舆论也对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然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心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传统的道德监督机制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与所谓“自古以来道德约束强”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挑战。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道德的缺失，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一些人却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传统家庭伦理受到冲击的罪魁祸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偏见。

例如，在一些传统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性少数群体在出柜后往往会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可能会被家人排斥，被邻居指指点点，甚至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文化偏见在作祟，是历史典故的错误解读和传统观念的顽固影响所导致的。

二、家庭伦理冲突：卦象里的“家庭闹剧”

（1）归妹卦：传统与性取向的“错位大剧”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其中的归妹卦，原本是说少女出嫁的情景。卦辞中警告失当婚配“征凶，无攸利”，意思是如果婚配不恰当，将会带来凶险和不利的结果。这一卦象在古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婚姻的重视和对婚姻关系的规范。

然而，当我们把归妹卦对应到男同性恋群体时，就出现了传统与性取向的“错位大剧”。在《周易》的卦象体系中，震卦代表长男，兑卦代表少女。传统的家庭结构通常是长男与少女结合，形成一种符合社会伦理和自然秩序的婚姻关系。但男同性恋群体的性取向决定了他们无法遵循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这就形成了传统家庭结构和性取向之间的大错位。

这种文化符号的转译，就像把好好的一幅画给扭曲了。原本归妹卦所表达的婚姻观念是建立在异性恋基础上的，而将其强行应用到男同性恋群体身上，就使得卦象的意义发生了扭曲。这种扭曲折射出当代家庭在价值传承和个体自主之间像拔河一样的紧张关系。

在当代社会，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承担着传承家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传统的家庭观念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和生育的重要性，希望子女能够遵循传统的婚姻模式，延续家族的血脉。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个体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个人幸福。性少数群体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性取向选择伴侣，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

这种紧张关系在很多家庭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一些男同性恋者在向家人出柜后，往往会引发家庭的激烈冲突。父母可能无法接受孩子的性取向，认为他们违背了家族的传统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会给家族带来耻辱。而孩子则希望父母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传统与性取向“错位大剧”的真实写照。

（2）离家出走：家庭矛盾的“卦象投影”

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发现，家庭排斥是导致孩子离家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不被接纳和理解时，他们的内心会充满痛苦和无助。家庭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掉链子”了，孩子就会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选择离家出走。

在《周易》的卦象中，“父母发愁”的情景，其实就是传统家长制和现代个体意识这两个“冤家”碰撞的结果。传统家长制强调家长的权威和子女的顺从，家长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子女规划人生，包括婚姻、职业等方面。而现代个体意识则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子女希望能够自主地做出选择，追求自己的梦想。当这两种观念发生冲突时，家庭矛盾就会随之产生。

就像归妹卦初九爻“归妹以娣，跛能履”所描述的那样，非传统家庭结构的适应调整，就跟瘸着腿走路一样，艰难又滑稽。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他们所处的非传统家庭结构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在家庭中，他们可能需要不断地向家人解释自己的性取向，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而家人也需要逐渐适应这种非传统的家庭结构，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态度。

例如，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向父母出柜后，父母一开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女孩感到非常委屈和痛苦，她觉得自己在家庭中失去了立足之地，于是选择了离家出走。在外面的生活中，她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如经济压力、社会歧视等。而她的父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反思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尝试理解女儿的选择。最终，女孩在家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了家庭，家庭关系也逐渐得到了修复。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就像瘸着腿走路一样，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