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调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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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町，赤旗书店的地下室。

老板用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门。

锁已经生锈，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像是某种生物的呻吟。

“都在这里了。”

狭窄的地下室里，堆满了纸箱。每个箱子上都用褪色的马克笔写着年份：1960、1968、1970、1972……

数字像墓碑。

空气很潮湿，带着霉味和时间的气息——那是梦想腐烂的味道。

一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天花板上，摇摇晃晃，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是这些箱子在呼吸。

“遗产。”老板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墓地里说话，“本来想烧掉的，但总觉得……”

他没说完，只是看着那些箱子。

但新二懂。

总觉得，灰烬之下，还有未燃尽的火星。

总觉得，有一天，会有人来点燃它们。

第一个箱子。1960年。

新二打开它，扬起一片灰尘。

《资本论》全三卷，德文原版和日译本并排放着，封面已经发黄，但那些金色的字母依然清晰。

旁边是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书页上有铅笔标注，有些地方被反复翻阅，纸张都快磨破了。

第二个箱子，1965年。

列宁来了。

《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怎么办？》

实践的理论，革命的教科书。

书页上有笔记，急促而激动的字迹——“对！就是这样！”，“终于明白了！”，“我们一定会胜利！”

仿佛能看到当年某个青年熬夜苦读的身影，仿佛能听到他激动的呼吸。

第三个箱子。1968年。

红色的海洋。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东方的红太阳，曾经照亮过这个岛国的某个角落，曾经让无数青年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还有格瓦拉的《游击战》，切的照片被仔细地夹在书页间——那张着名的照片，英俊的脸庞，坚定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三十九岁。

照片背后写着：“为了真正的人而战斗。”

最后几个箱子。1970-1972年。

日本的声音。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战后日本经济批判》《部落解放运动史》《三里塚斗争记录》。

还有传单、小册子、地下刊物。《赤军通讯》《全共斗战报》《革命评论》。

油印的，手写的，偷偷复印的——每一张纸都粗糙，每一个字都潦草，但每一句话都是用生命写成的。

每一张都可能让持有者进监狱，甚至送命。

新二拿起一本笔记。

封面破旧，用胶带粘过，上面写着：「1970.4-1972.2 山本武」

他翻开。

字迹很工整，像是某个认真的学生。

“1970年4月15日。今天我们占领了东大安田讲堂。红旗在塔楼上飘扬。我们高唱国际歌。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新世界就要来了。”

“1970年8月3日。开始了镇压。催泪弹，高压水枪，警棍。小林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一地。但他还在笑，说‘这点痛算什么’。”

“1971年3月12日。父亲断绝了关系。他说我是叛徒，是家族的耻辱。母亲哭着求我回家。但我不能回头。这条路，只能往前走。”

“1971年6月3日。小田被捕了。听说在里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牙齿也掉了两颗。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是英雄。我们都是。”

“1971年11月27日。开始有分歧。有人说要更激进，要武装斗争。有人说要深入群众。争论得很激烈。但我们还是同志。”

“1972年1月15日。分裂了。有些同志离开了。有些同志说他们是叛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972年2月27日。浅间山庄。”

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像是在颤抖。

“这还是我们要的吗？”

“这还是我们要创造的新世界吗？”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只有一个日期：1972年3月1日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山本后来怎么样了？”新二的声音很轻。

“进了三菱重工。”老板苦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现在是部长。西装革履，每天加班到深夜，在公司睡觉，周末打高尔夫。”

“偶尔来买本推理小说。”

“我们都假装不认识。”

沉默。

很长的沉默。

地下室里只有灯泡微弱的嗡嗡声。

“拿走吧。”老板突然说，声音里有某种决绝，“都拿走。”

“您确定？”

“留在这里也是发霉。”老板看着新二，眼中有某种期待，又有某种恐惧，还有某种……解脱，“也许……也许你能做我们没做成的事。”

“或者……”

他苦笑。

“和我们一样失败。”

“至少，在你失败之前，这些书还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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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

新二的房间变成了图书馆。

书堆到天花板，笔记贴满墙壁，地板上也是书，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

整个房间像是知识的迷宫，或者说——武器库。

白天上学。

晚上读书。

凌晨三点，新二还在笔记本上写着，咖啡已经喝了五杯，眼睛布满血丝：

“阶级，一个被遗忘的词，一个被刻意掩埋的概念。”

“在这个‘一亿总中流’的神话里，日本人假装大家都是中产阶级——从首相到清洁工，从大企业社长到便利店员工，都说自己是‘中流’。”

“这是最精致的谎言。”

“当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是中产，就没有人会质疑这个系统。”

“但神话背后呢？”

他放下笔，推了推眼镜。

“需要实地调查。”

“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调查。”

“是走进人群的调查。”

“像老师在湖南那样。”

他开始行动。

便利店，深夜班。

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

“新人，去清理厕所。”

店长连看都不看他，只是指了指清洁工具。

三十五岁，秃头，眼神疲惫得像是一百岁。

新二没有抱怨，拿起工具就去了。

厕所很脏。

呕吐物、尿液、不知名的液体、卫生纸散落一地、马桶堵了。

恶臭扑面而来，让人想吐。

这是深夜便利店的日常——醉鬼们的最后一站，城市的下水道。

“你是高中生？”

同事靠在墙上，点了根烟。

他四十三岁，离婚，两个孩子跟前妻。

白天在工厂流水线，晚上在便利店收银，周末送外卖。

一周工作九十个小时，月入二十万日元，刚好够房租和孩子的抚养费。

“是的。”新二一边清理马桶，一边回答。

“真羡慕啊……”同事深深吸了一口烟，“还有未来。”

“还可以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这个年纪，就只能这样了。”

“为什么？”新二抬起头。

“为什么？”

他愣了一下，像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

“没人问过我为什么。”

“都说‘这就是命’，‘这就是现实’，‘你要认命’。”

他弹了弹烟灰。

“为什么？就是这样啊。没技能，没学历，没关系。除了卖力气，还能干什么？”

“可以学习，可以……”

“学习？”他笑了，很苦涩，“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回家倒头就睡。哪有时间学习？哪有精力学习？”

“而且学了又怎样？公司要的是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像我这种四十多岁的，就算考了证，也没人要。”

他看着新二。

“小兄弟，你还年轻，不懂。”

“这个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我这种，就是最底层。”

“从一出生，就注定了。”

凌晨三点，一个女孩进来。

校服，但化着浓妆——眼影、睫毛膏、口红，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

十六岁，也许十七岁。

眼神很空，像是灵魂已经不在身体里。

她拿了避孕套和矿泉水，还有一盒止痛药。

走到收银台。

“￥1280。”

她掏出一叠皱巴巴的千元钞票，都是新的，但被攥得很紧，留下了汗渍。

“你还好吗？”新二问。

女孩抬头，眼中闪过惊讶——在这个城市，已经很久没有人关心她了。

“……还好。”

声音很轻，很沙哑。

“如果需要帮助……”

“不需要。”她打断他，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像是在防御，“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她抓起东西，转身就走。

门口，她停了一下。

回头。

“谢谢。”

“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些人，生来就在地狱里。”

“爬不出来的。”

门铃响起，她消失在黑暗中。

同事走过来，看着她的背影。

“援交。”他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天气，“这附近很多。十几岁的女孩，为了几万日元，什么都肯做。”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又点了根烟，“也许家里穷，也许被家暴，也许只是想买个包。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

学校天台，午休时间。

“我爸说，努力就能成功。”

山田苦笑着说，看着远处的东京塔。

“只要努力工作，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可他自己努力了二十年，每天加班到深夜，周末都在工作，从来不抱怨，还不是被裁员了？”

他转过头，看着新二。

“你觉得问题在哪？”

新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爸的公司为什么要裁员？”

“说是……经营困难。说是泡沫经济的影响，说是不得已。”

“可是社长还是住着豪宅，开着奔驰，上个月还去夏威夷度假？”

“……”

山田沉默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不是经营困难呢？”新二继续问。

“那……那是什么？”

“那是选择。”

“选择裁掉工人来保证利润，选择牺牲底层来保证上层。”

“你爸被裁，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是因为在这个系统里，他只是一个数字。”

“可以被替换的数字。”

教师办公室，放学后。

“神永君，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相泽老师注意到了新二的变化——他的眼神变了，变得更加锐利，更加深邃。

“一些历史和经济的书。”

“哦？比如？”

“《资本论》。”

相泽老师的脸色变了。

手中的钢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是……危险的书。”

他压低声音，看了看门口，确认没人在听。

“为什么危险？”新二推了推眼镜。

相泽老师沉默了很久。

然后，像是做了某个决定，他说：

“比如为什么我教书三十年，兢兢业业，培养了无数学生，还买不起一套房子。”

“而从不工作的地主儿子，坐在家里收租，却能收我一半工资。”

“比如为什么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批改作业到深夜，周末还要补课，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贪污几亿的家伙，却只需要鞠个躬道歉。”

他说完，立刻后悔了。

“当我没说过。”

“忘掉这些。”

“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不要想这些……危险的事。”

工厂门口，下班时间。

下午五点，工人们鱼贯而出。

都低着头，疲惫地走着，像是一群被榨干的幽灵。

“小伙子，你是记者？”

一个大叔，看着新二手里的笔记本。

五十多岁，驼背，手上满是老茧和伤疤。

“不，我是学生。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工人的生活。”

“了解？”大叔笑了，“有什么好了解的？上班、下班、睡觉，循环往复。像机器一样。”

“您工作多少年了？”

“三十四年。”他点了根烟，“从十八岁进厂，到现在。”

“工资涨了多少？”

“……”

他沉默了。

“几乎没涨。或者说，涨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三十年前我一个月能买五十袋米，现在只能买三十袋。”

“为什么不争取？”

“争取？”

大叔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锐利。

“七十年代我们罢工过，那时候我还年轻，相信团结就是力量。”

“结果呢？”

“领头的都被开除了，工会被收买了。现在的工会主席，和社长一起打高尔夫。”

“工会成了公司的传声筒，说着‘劳资一体’，说着‘共渡难关’。”

“难关过了三十年，还在难关里。”

“如果重新组织呢？”新二问。

“不可能的。”

他摇头，用力吸了一口烟。

“现在一半是派遣工——今天在这个厂，明天在那个厂，后天就失业了。他们不敢闹事，因为一闹就被开除。”

“另一半是正式工——死死抱着饭碗，生怕被开除。他们也不敢闹事。”

“谁跟谁团结？谁组织谁？”

“而且……”

他压低声音，看了看四周。

“有人在盯着呢。”

“什么人？”

茶屋，深夜十一点。

老板是个五十岁的中年人，经营着一家小工厂。

现在喝得半醉，趴在吧台上。

“我也是受害者啊！”

他突然吼起来。

“大企业压价——说什么要降低成本，要提高效率，他妈的一个零件本来五十日元，现在只给三十日元！”

“银行逼债——说什么经济不景气，要收回贷款，利息还他妈涨了！”

“我他妈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上面压我，我不压下面，我就倒闭！”

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酒。

“那您为什么还要剥削工人？”新二问。

“剥削？”

他瞪着眼睛。

“我给他们工作机会！没有我，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可您住着别墅，他们住着出租屋。”

“那是我应得的！”他拍着桌子，“我承担风险！我借高利贷！我求爹告奶奶找订单！我他妈睡不着觉！”

“工人不承担风险吗？”

“他们……他们……”

他说不下去了。

沉默。

他又倒了一杯酒。

“知道吗？”他突然说，声音变得很轻，“我爸也是工人。焊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手都烧伤过无数次。”

“他攒了二十年的钱，开了个小作坊。又二十年，成了小工厂。到我手里，三十个员工，年营业额五千万。”

“我发誓过……”

他的声音在颤抖。

“发誓不要像那些资本家一样。要善待工人，要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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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但是当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必须成为资本家。”

“不然你就会被淘汰，工厂就会倒闭，工人也会失业。”

“这是个吃人的世界。”

“你要么吃人，要么被吃。”

“没有第三条路。”

深夜的小巷，新宿歌舞伎町附近。

“小子，你就是那个‘月下恶鬼’？”

山口是少数幸存的黑帮成员，因为那晚他在医院——阑尾炎手术。

现在他坐在台阶上，点着烟。

三十五岁，脸上有刀疤，眼神很凶。

“我只是想了解一些事。”新二说。

“了解？”

山口冷笑。

“你已经把我们了解得够透彻了，一刀一个，干净利落，我的兄弟们，五百多人，都死在你手里。”

“为什么要做黑道？”

“选择？”

山口吐出一口烟。

“老子初中就辍学了。老爹酗酒，每天回家就打人。老妈跑了，跟一个有钱人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十三岁开始混社会。”

“除了拳头，我他妈什么都没有。”

“不做黑道，做什么？”

他看着新二。

“去工地？一天一万日元，还要被包工头克扣，干最累的活，住最破的房子。”

“去工厂？对不起，要高中学历。”

“去便利店？对不起，你有前科。”

“这个社会，把我们这种人逼到角落。”

“然后指着我们说：看，这些人是社会的毒瘤，是人渣，是垃圾。”

“但谁他妈问过，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如果有其他选择呢？”新二问。

“比如？”

“比如一个人能有尊严地生活，不需要靠暴力。”

山口笑了。

笑得很大声，笑声在小巷里回荡。

“你在做梦。”

“这个世界，没有暴力，什么都不是。”

“他们有合法暴力，所以他们是正义。我们有非法暴力，所以我们是罪恶。”

“但本质上，有区别吗？”

“都是在用拳头说话。”

“不一样。”新二说。

“哪里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你们用暴力压迫人，剥削弱者。真正的解放者用暴力解放人，推翻压迫。”

山口盯着他看了很久。

很久。

然后弹掉烟头。

“小子，你很危险。”

“我知道。”

“他们会杀了你的。”

“我知道。”

“那你还要做？”

“正因为危险，才要做。”

山口又笑了。

“疯子。”

政府大楼附近的咖啡厅，下午三点。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僚。

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苟，说话温文尔雅。

“年轻人，你的问题很有意思。”

他慢慢搅拌着咖啡。

“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错过了改革的时机。”

“什么改革？”

“结构改革，打破财阀垄断，改革官僚体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民主。”

“为什么错过了？”

“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

他喝了一口咖啡。

“包括我自己。”

“您也是既得利益者？”

“当然。”

他很坦然。

“我虽然不富裕，但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退休后的保障。”

“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切。”

“谁愿意冒险？”

“人民愿意。”新二说。

“人民？”

他摇头。

“人民只想要安定，给他们一份工作，一间房子，一点娱乐，他们就满足了。”

“他们不想改变。”

“改变意味着动荡，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能更糟。”

“如果连工作和房子都给不了呢？”

他沉默了。

良久。

“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