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 春深 锦旗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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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的中县，总裹着一层黏腻的暖。珠江三角洲的潮气顺着西江支流漫进来，在镇子的青砖灰瓦上凝出薄薄的水膜，又被午后的日头晒得蒸发，空气里便飘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是田埂上刚翻的泥土腥气，是凤凰树新绽的绯红花瓣揉碎后的淡香，还有巷口槐树下飘来的、混着萝卜炖肉的油香，黏在人的衣角上，一蹭就能沾染上半分烟火气。

三乡镇不算大，越华路是镇上的主街，青石板路从街头铺到街尾，被日头晒了近三个时辰，踩上去能感觉到热气透过布鞋鞋底往上冒，像是踩在刚晾透的棉被上。127号派出所就坐落在越华路的中段，是栋两层的青砖房，墙面上爬着几丛爬山虎，春末的叶子绿得发亮，把“三乡镇派出所”的木牌遮去了小半。木牌上的红漆有些剥落，边角被雨水浸得发乌，却透着股经年累月的踏实——就像守在这里的人。

门口的两盆万年青被擦得锃亮，叶片上没有一点灰。几个背着帆布书包的小学生凑在铁栅栏外，是隔壁镇中心小学的，中午放了学没急着回家，踮着脚往院里瞅。穿蓝布褂子的小男孩叫狗蛋，手指着门口的竹椅，声音压得低低的，却还是飘进了院里：“你看陈所长！他又在门口吃饭了！”

竹椅上坐着的正是陈立农。他刚从二楼的审讯室下来，手里端着个掉了瓷的铝饭盒，里面是萝卜炖肉——早上食堂老张特意多给他盛了两块肉，说他这几天为了绑架案没睡好，得补补。他手里攥着个白面馒头，咬了一口，就着萝卜嚼得香，鬓角沾着点茶叶渣也没顾上擦——方才在办公室跟县厅通电话，搪瓷杯里的浓茶喝得急，溅了些在脸上。

“陈所长，肉好吃不？”另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扒着栅栏，仰着小脸问。她是巷口卖云吞面的林阿婆的孙女，叫晓晓，平时总爱来所里蹭糖吃，陈立农兜里总揣着两块水果糖，见了她就给。

陈立农抬眼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古铜色的脸膛在阳光下泛着光：“好吃啊，要不要来一口？”

晓晓赶紧摇摇头，小手往兜里摸了摸，掏出颗用糖纸包着的水果糖，从栅栏缝里递进去：“我不吃，妈妈说他们给叔叔你留的，你辛苦啦。”

陈立农接过糖，捏在手里，心里暖烘烘的。他在三乡镇待了快二十年，从刚转业来的年轻民警，熬到现在的所长，镇里的人大多认识他。哪家有事都爱来所里找他，他也总耐着性子听，能帮的就帮。有时候忙到饭点，就在门口凑活吃一口，路过的街坊常会递碗汤、送个馒头，日子久了，这门口的竹椅倒成了个“街坊联络点”。

风忽然转了向，把槐花香吹得更浓了些。陈立农刚咬了口馒头，就看见巷口走来个人，脚步有些迟疑，却又透着股笃定。

那人便是郑嘉伟。

他站在巷口的凤凰树下，停了好一会儿。身上搭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料子是香港那边常见的薄呢子，却被扯得有些皱——那是上周被绑匪推搡时弄的，他昨晚在镇上的旅馆里熨了半宿，还是没把褶皱完全抚平。里面穿件浅灰色的衬衫，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连最上面一颗都没松开，只是衬衫的袖口和下摆都洗得发白，能看见布料的纹路已经有些松垮。

郑嘉伟低头拍了拍裤脚的泥点——从汽车站坐三轮车来的路上，车轮碾过水洼，溅了些泥在上面。他攥了攥搭在臂弯里的西装，又摸了摸额角的纱布，伤口已经结疤了，只是碰到的时候还会有点疼。那是被绑匪推搡着进废弃砖窑时，额头撞到砖墙上弄的，昨天在县医院换纱布时，医生说再等几天就能拆了。

腕间的电子表忽然“嘀”了一声，是整点报时。这表是他上周在县城的供销社买的，黑色的表带，方形的表盘，阳光下能看到表面的反光。之前他戴的机械表，是父亲送他的三十岁生日礼物，绑架时被刮花了，至今还没修复，玻璃镜片太模糊了。他现在总怕错过时间——就像在砖窑里的那三天，他被蒙着眼，只能靠听外面的鸟叫和风声判断昼夜，那种失去时间感的恐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

郑嘉伟深吸了口气，迈步朝派出所走去。离门口还有几步远，就看见陈立农从竹椅上站起来，手里还端着铝饭盒，眼神里带着些疑惑，却又很快换成了温和的笑。

“您是……郑先生吧？”陈立农走上前，把饭盒放在旁边的石台上，手在裤缝上蹭了又蹭——刚才抓馒头沾了些油，他怕蹭到郑嘉伟身上。

郑嘉伟点点头，把西装往臂弯里又拢了拢，声音有些发紧，带着粤语特有的软腔：“陈所长，您好。我是被你解救的人质郑嘉伟，香港来的。”

“快进来坐，里面有茶。”陈立农侧身让开道，引着郑嘉伟往院里走。路过铁栅栏时，几个小学生还在往里瞅，晓晓看见郑嘉伟额角的纱布，小声问：“叔叔，你受伤了吗？”

郑嘉伟蹲下来，摸了摸晓晓的头，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是早上在旅馆门口买的，本来想留给恩人，现在倒先给了孩子。“叔叔没事，就是不小心碰了下。”他把糖递给晓晓，看着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开，心里的紧张消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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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院子不大，靠东墙种着棵老桂花树，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两张石桌，几个民警正坐在那里写笔录。看见陈立农引着郑嘉伟进来，都停下手里的活，朝他们点头致意。

“郑先生，这边走，会议室在一楼。”陈立农引着郑嘉伟往办公楼走，走廊里飘着股淡淡的墨水味，墙上贴满了标语，“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大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下面还贴着几张“严打先进”的奖状，边角有些卷翘，却被擦得很干净。

会议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刑警队长老周和年轻民警小李。老周去年刚从部队转业来，身材高大，皮肤是常年在户外训练晒出的古铜色，手里正拿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小李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脸上还带着些青涩，看见郑嘉伟进来，赶紧站起来，给他们倒了杯茶。

“郑先生，您坐。”陈立农把郑嘉伟引到靠窗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老周和小李坐在旁边。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郑嘉伟的衬衫上，把发白的布料照得有些透亮。

郑嘉伟没急着坐，而是把放在脚边的公文包抱在怀里，慢慢拉开拉链。公文包是黑色的皮革，边角有些磨损，却是他常用的——里面装着他这次来内地的证件，还有那个他攥了一路的红布包。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红布包时，手还有点抖。那是块上好的红锦缎，是他在香港尖沙咀的绣坊买的，摸起来软乎乎的，边缘的毛边是绣坊师傅特意留的，说“这样显得实在，不花哨”。他攥着红布包，从香港带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中县，一路上都放在公文包最里面，生怕压坏了。红布包的表面已经被攥出了几个浅浅的手指印，锦缎的毛绒有些凌乱，却更显真切。

“陈所，还有各位同志……”郑嘉伟的声音比刚才更紧了些，他深吸了口气，慢慢展开红布包。里面的锦旗被叠得整整齐齐，展开的瞬间，金线绣的字在阳光下闪着光，晃得人眼睛有些花——“人民卫士 智破危局”八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寸见方，绣得饱满有力，金线的边缘还勾了圈银线，显得格外郑重。

“我是香港郑家的郑嘉伟。上月廿八在澳门做生意，遭歹人黑吃黑绑到三乡镇里……”郑嘉伟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想起那天在澳门的场景——刚到酒店门口，就被两个戴口罩的男人捂住了嘴，塞进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他当时手里还拿着刚签好的合同，挣扎的时候，合同掉在了地上，他只来得及看一眼车窗外的“葡京酒店”招牌，就被蒙上了眼睛。

“车里的气味很难闻，有汽油味和汗臭味。”郑嘉伟抬手擦了擦眼角，“绑匪很少说话，偶尔用粤语交流几句，说的是‘带到三乡镇那边，等赎金’。我当时怕得厉害，香港也有绑架案，但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更没想过会被带到内地来。”

车开了整整四个钟头，郑嘉伟被颠簸得头晕恶心。后来车停了，他被拽下来，推搡着进了一个潮湿的地方。蒙眼的黑布被扯掉时，他才看清那是个废弃的砖窑——里面很黑，只有顶上一个小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地上全是碎砖和杂草，墙角还堆着些发霉的稻草，散发出一股霉味。

“他们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嘴被胶带封着，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郑嘉伟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红布包的边角，“那几天，绑匪每天只给我送一次水和一个馒头。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家人有没有收到赎金的消息。有时候听着外面的风声，会想，自己是不是再也回不去香港了，再也见不到我爸妈了。”

会议室里静得很，只有窗外的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老周摸了摸后颈，想起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真大，像是要把整个三乡镇都淹了。

那天晚上，所里刚忙完一个邻里纠纷，陈立农正端着搪瓷杯喝浓茶，县厅的电话就打来了，说香港警方通报，有位香港同胞在澳门被绑架，可能被带到了三乡镇附近。陈立农放下搪瓷杯，抓起雨衣就往外走，对老周和小李说：“走，去蛤蟆湾那边看看——之前有老乡说，那边的废弃砖窑常有人去。”

雨太大了，手电筒的光在雨里只能照出一小片地方，脚下的泥路滑得厉害。老周走了没几步，就摔了一跤，裤子全湿了，鞋底沾满了泥，重得抬不起来。陈立农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个旧指南针——那是他刚当民警时买的，用了快二十年，表盘上的漆都掉光了。

“之前蛤蟆湾的江知青来所里办事，说废弃砖窑在山脚下，顺着这条小路走就能到。”陈立农的声音被雨声盖得有些模糊，他时不时停下来，喊几声“江知青”，却没人应。雨打在他的雨衣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他的头发早就湿透了，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汗水流进衣领里。

后来走了大概半个钟头，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点微弱的光——是绑匪用的手电筒。陈立农示意老周和小李在后面等着，自己猫着腰，慢慢摸过去。离砖窑还有几十米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绑匪的说话声，大概三个人，语气里满是不耐烦，说“赎金怎么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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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农悄悄退回来，对老周说：“里面有三个人，都有刀，我们等支援。”可没过多久，就看见远处有几束光过来，是江知青带着几个老乡来了。江知青手里拿着个火把，脸上全是泥：“陈所长，俺们刚从山上砍柴下来，听见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看看。俺知道砖窑有个后门，能绕到后面去。”

最后他们分成两组，一组从前门吸引绑匪的注意力，一组从后门进去。陈立农带着老周从后门摸进去时，绑匪正对着郑嘉伟嚷嚷，没防备后面会有人。陈立农冲上去，一把夺下绑匪手里的刀，老周也抓住了另一个绑匪。只是有一个绑匪反应快，从窗户跳了出去，跑进了山里，后来搜了很久也没找到。

“要不是你们公安同志和江知青他们，我这次怕是真见不着马克思喽。”郑嘉伟把锦旗往前递了递，眼里满是感激，“这锦旗是我在香港绣的，师傅说，金色线代表心意，银色线代表感谢，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