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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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初现时，车队已经驶过了最后一道干涸的河床。

纳米比亚北部的荒原在旱季显得格外苍茫，地平线像一条拉直的绳，将灰蓝色的天空和赭红色的大地整齐地切开。风从东边吹来，卷起细碎的沙粒，打在车队的帆布篷上，发出细密而持续的沙沙声。六辆卡车排成一列，在几乎没有车辙的土路上缓慢前行，扬起一道长长的尘尾，像一条土黄色的绸带拖曳在车后。

第一辆卡车改装成了指挥车，驾驶室里坐着三个女人。开车的是个壮实的黑人女兵，穿着没有标识的深绿色作训服，短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穿着浅蓝色长裙的女人，三十出头，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五官柔和，眼睛里带着一种温润的光。她叫阿米娜，是莉莎教育医疗小队的负责人，也是这次行动的领队之一。

后排座位上，一个四十多岁的黑人妇女正低头翻看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她穿着玛蒂娜商队的统一马甲，深蓝色，胸前绣着一个小小的金色骆驼标志。她叫法图玛，是这支商队十几个人的领队，跟着玛蒂娜跑了十几年的商路，经验丰富，见多识广。

“阿米娜，前面还有多远？”法图玛抬起头，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

阿米娜从副驾驶的杂物箱里翻出一张手绘地图，那是老鼠的生产建设兵团前几天派人送来的。地图上标注的路线简单粗暴，只有几个关键的地标——干河床、大刺槐、废矿坑——然后就是一个用红圈标出的位置，旁边写着“第三十四定居点”。

“应该不远了。”阿米娜指着远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几点暗色轮廓，“你看那边，像是铁皮棚子的反光。”

开车的女兵踩了脚油门，卡车颠簸着加速。后车厢里传来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还有几个孩子的笑声。这次除了物资和药品，他们还带了三名老师和两名医生，以及几个自愿跟来的学徒——都是莉莎在刚国培养的年轻一代。

大约半个小时后，车队驶近了一片规模不小的定居点。

从远处看，这片定居点像一块补丁，灰扑扑地贴在荒原上。走近了，才能看清它的全貌——上百间铁皮棚屋和土坯房不规则地排列着，屋顶的颜色从锈红到银灰不等，有些还压着石头和轮胎。几条被踩得硬实的小路将棚屋群分割成几个片区，路边堆着柴火、水桶和一些零散的农具。定居点边缘，几块开垦出来的田地里，干枯的玉米秆还立着，等待雨季的来临。

车队刚靠近，就有人迎了上来。几个穿着生产建设兵团作训服的士兵站在路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肩膀上扛着少尉的军衔。他看着车队，抬手示意停车。

阿米娜摇下车窗，递过一份文件：“我们是莉莎夫人和玛蒂娜夫人派来的，给第三十四定居点送物资和医疗教育服务。这是老鼠将军签发的通行证。”

少尉接过文件，仔细看了看，然后抬头打量了阿米娜一眼，态度缓和了一些：“收到通知了，说你们这几天会到。请进吧，沿着主路一直开，广场那边有地方停车。”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这里条件艰苦，你们多担待。”

阿米娜笑了笑：“我们也是从卡桑加过来的，什么苦没吃过？”

少尉咧嘴笑了一下，让开了路。

车队缓缓驶进定居点。一路上的居民纷纷驻足观望，孩子们追着车跑，兴奋地喊着什么。几个妇女站在棚屋门口，手里抱着婴儿，好奇地朝这边张望。

定居点中央有一块相对开阔的空地，被居民们称为“广场”——其实就是一块被踩实的泥地，四周堆着一些石墩和倒扣的油桶。车队在广场边停下，后车厢的帆布被掀开，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物资：成袋的玉米粉、木薯粉，捆好的干鱼，几桶食用油，还有几箱药品和文具。

法图玛先从车上跳下来，开始指挥商队的伙计卸货。她嗓门大，动作麻利，几下就把人分成了几组，一组搬粮食，一组清点药品，一组搭帐篷准备义诊。阿米娜则带着三名老师和两名医生去找定居点的负责人——一个叫恩加拉的中年人，是老鼠从生产建设兵团总部调来的干部，负责这个定居点的日常管理。

恩加拉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瘦汉子，脸上有疤，左手的无名指缺了一截。他原来是卢旺达政府军的连长，政变后被送到卡桑加改造营，改造了一年多，表现良好，被老鼠挑选出来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他来这个定居点半年多，已经把几千号人管得服服帖帖。

“欢迎欢迎！”恩加拉用不太标准的斯瓦希里语混杂着刚果口音的法语打招呼，伸出手来。阿米娜用法语回应，握了握他的手。恩加拉显然对能说法语的人多了几分敬意，语气更加热情。

简单的寒暄之后，阿米娜提出想先看看定居点的学校和诊所。恩加拉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学校……其实还算不上学校。就是一间大点的棚子，孩子们在里面坐着。老师……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兵团派来的几个识字的士兵，轮流去教。诊所有一个，有药品，但没有医生，只有几个学过急救的妇女。”

阿米娜点头，这在她意料之中。她转身招呼老师和一个叫皮埃尔的中年男医生，跟着恩加拉一起走了。

法图玛留在广场上，指挥卸货和分发物资。她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定居点了，流程熟得很。按照惯例，物资不会全部免费分发，一部分会按户头发给每个家庭，另一部分作为储备，留在定居点的仓库里。还有一部分，要用于“以工代赈”——谁参加建设，谁就能多领一份粮食。

“排好队，不要挤！”法图玛操着带口音的英语喊道，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每户人家的人口和口粮配额。

来领粮的居民们排成几条长龙，男人女人都有，有些人穿得破旧，但精神头不错。一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女人排到窗口，怯生生地问：“请问，我丈夫去南边修路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能多领一份吗？”

法图玛看了看她的孩子，是个瘦小的婴儿，眼睛很大，但脸色有些蜡黄。她皱了皱眉，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特殊情况，特批。你去旁边找医生，给孩子看看，脸色不太好。”

年轻女人感激地点点头，抱着孩子往义诊的帐篷走去。

广场的另一边，几名商队的伙计正在搭建帐篷。两个白布做的大帐篷很快支了起来，一个做诊室，一个做课堂。桌椅不够，就从附近居民家借来一些木板和石墩。老师和医生们忙着布置，孩子们围在帐篷外面，好奇地往里张望。

几个胆大的男孩凑到帐篷门口，探头探脑。一个穿着红T恤的男孩大约十一二岁，黑亮的眼睛盯着黑板上的粉笔字，嘴唇无声地动着，似乎在辨认那些陌生的字母。

“你想上学吗？”阿米娜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用当地通用的恩东加语问道。

红T恤男孩吓了一跳，转过身，看到阿米娜微笑着看他，有些害羞地点点头。

“那进来吧。”阿米娜伸手拉住他的手腕，把他领进帐篷教室。

帐篷教室里已经摆好了二十来个座位，用的是木板搭在石墩上的简易课桌。阿米娜让红T恤男孩坐到前排，然后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不是英语，不是法语，而是刚国通用的林加拉语，用拉丁字母拼写，简单易学。

定居点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有刚国、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还有本地归附的部落猎人。语言五花八门，但经过改造营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熏陶，大部分人多少能听懂一些林加拉语或斯瓦希里语。阿米娜和她的团队选择以林加拉语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因为它已经在卡桑加势力范围内相当普及。

第一堂课来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孩子和几个好奇的大人。阿米娜亲自上阵，教大家认读字母和简单的单词。她的教学方法很活泼，不光是干巴巴的板书，还配上动作和图画。教“水”这个词时，她举起一个水桶，让大家跟着重复发音；教“家”这个词时，她指了指帐篷外的棚屋，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示意这里也是家。

“妈妈！”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突然指着黑板叫起来。原来阿米娜在教“母亲”这个词时，在旁边画了一个简陋的妇女头像。

阿米娜笑了：“对，母亲。谁的母亲？”她环视教室，目光落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你的母亲在哪？”

中年妇女愣了一下，然后指着自己，咧嘴笑了。

教室里笑声一片，气氛轻松了许多。

与此同时，医疗队的帐篷里也忙开了。皮埃尔医生是个三十出头的黑人，原本是卢旺达一家医院的普通外科医生，政变后跟着表哥逃到刚国，后来被招募进莉莎的医疗小分队。他经验丰富，尤其擅长热带病和妇产科。跟他来的还有两个刚果女护士，一个叫格蕾丝，一个叫阿黛尔，都是卡桑加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来看病的人排成了长队。有的是发烧咳嗽，有的是腹泻脱水，有的是蚊虫叮咬感染，还有不少是孕妇和营养不良的儿童。皮埃尔一个一个地看，格蕾丝负责量体温、记录症状，阿黛尔负责发药和包扎。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被孙女搀着走进帐篷。她佝偻着背，脸色灰白，呼吸急促。皮埃尔听诊器一听，皱起了眉头——肺部有湿啰音，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结核。

“老人家，你这个情况，需要拍片子才能确诊。”皮埃尔斟酌着说，“但这里没有设备。我先给你开一些抗生素，你按时吃。如果三天后还没有好转，就要转到卡桑加那边的医院去。”

老妇人听不太懂法语，孙女在旁边翻译成当地土语。老妇人点点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皮埃尔握了握她的手，用不标准的当地话安慰道：“别怕，能治好，能治好。”

阿黛尔拿来一盒药片，耐心地跟孙女讲解如何服用。每天几次，每次几片，饭前还是饭后，注意事项，都用当地的土语标注在纸条上。

帐篷外面，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引起了格蕾丝的注意。他大约三十多岁，浑身大汗，不停咳嗽，嘴唇发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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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格蕾丝走过去问。

男人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嘶哑：“发热，咳嗽，好几天了。喝水都吐。”

格蕾丝拿起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八。她心里一惊，这可能是严重的疟疾，也可能是别的传染病。她立刻叫来皮埃尔，两人合力把男人扶进帐篷，给他静脉输液，注射抗疟药物。

“他需要隔离观察。”皮埃尔对格蕾丝说，“暂时不要让他接触其他人。你去跟恩加拉说，腾一间空房子出来。”

格蕾丝跑到广场上找恩加拉。恩加拉得知情况，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办公室让了出来。

“先救人要紧。”恩加拉说，“人命比什么都重要。”

广场上，物资分发已经接近尾声。法图玛正忙着和几个本地妇女商量，打算建立一个居民合作组，负责日常的粮食分配和互助。她做事雷厉风行，几句话就把事情交代清楚，然后走到帐篷教室这边，看看孩子们上课。

阿米娜正在教孩子们认非洲地图。她在一块木板上挂了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出了非洲各国的位置。

“你们看，这是什么？”她指着非洲大陆的轮廓。

“非洲！”孩子们齐声回答。

“对，非洲。那这里呢？”她指向刚国的位置。

“刚国！”几个大点的孩子认出来了。

“这里呢？”她的手移到了中非、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一带。

孩子们有些犹豫，一个男孩举手：“那是……我们的家？”

阿米娜笑了：“对，也是家。但你们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非洲没有这些国家。这些边界线，都是欧洲殖民者用尺子在地图上画的。他们把同一民族的人分到不同的国家，把互相仇视的部落硬凑到一起。”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孩子们的脸。

“其实，你们和刚国的孩子，和安哥拉的孩子，和赞比亚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黑人，都是非洲人，都是一家人。”

一个较大的孩子举手问：“那为什么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个国家？”

阿米娜耐心地解释：“因为殖民者走了之后，各国独立了，边界就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可以做一家人，不管国家叫什么名字。现在，你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你们都住在一起，互相帮助，对不对？”

孩子们点头。

“所以，”阿米娜总结道，“我们要记住，我们首先都是非洲人。然后才是某个国家的人。只有团结，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她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安哥拉的故事。从内战到和平，从饥荒到丰收。她讲得生动，配上一些从安哥拉带来的照片，那些照片里，有新建的学校、忙碌的工厂、丰收的田野。

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得出神。

“赞比亚也一样。”阿米娜翻出另一组照片，“赞比亚北部的居民，几年前还吃不饱饭。现在，他们的玉米产量翻了一倍，孩子们都能上学，还有了自己的诊所。”

一个女孩怯生生地问：“那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变成那样？”

阿米娜看着她，认真地说：“正在变。你们看，这里有粮食吃，有医生看病，有老师教课。这就是第一步。以后，还会有工厂，有马路，有好房子。但需要时间，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孩子们若有所思。

下午，课堂移到户外。阿米娜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开始讲人种和民族的历史。她的语气平和，但内容却很尖锐——殖民者如何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在非洲制造仇恨和分裂；如何用种族理论把肤色相同的人分成“高级”和“低级”；如何通过教育、宗教、语言，让非洲人忘记自己共同的根。

“图西族和胡图族，有什么区别？”阿米娜问。

一个瘦高的男孩举手：“图西族个子高，胡图族个子矮。”他话音刚落，旁边一个矮胖的男孩就推了他一把。

“那你们觉得，个子高矮，能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吗？”阿米娜追问。

孩子们摇头。

“所以，图西族和胡图族，本来就是一家人。是殖民者非要区分他们，让一部分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来就发生了可怕的事。”阿米娜没有细说卢旺达大屠杀的惨烈，但孩子们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

“现在，在我们卡桑加，没有人再问你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大家只有一个身份——卡桑加人。”阿米娜总结道，“将来，你们也要这样看待身边的人。不管是刚果人、卢旺达人、安哥拉人，还是本地人，都是同一肤色，同一命运。要团结，要互助，不要再被殖民者的谎言骗了。”

宣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有些概念对孩子们来说还太抽象，但他们听得很认真。几个大人也搬着凳子坐到后面，默默地听着。

黄昏时分，广场上燃起了篝火。内部警卫部队的一个排三十多名士兵，在排长萨利夫的带领下，也在定居点外围扎好了营地。萨利夫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黑人汉子，沉默寡言，但做事极有章法。他安排了两组巡逻哨，又派人协助商队看守物资，然后走到篝火边，跟法图玛和阿米娜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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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萨利夫。”阿米娜递给他一碗热茶。

萨利夫接过茶，点点头，坐到一边。他不爱说话，但让人很放心。

篝火越烧越旺，吸引了不少居民围过来。法图玛趁这个机会，让伙计们拿出一些糖果和饼干，分给孩子们。几个音乐爱好者敲起了自制的鼓，气氛顿时热闹起来。

阿米娜和法图玛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人多，搞一个简短的晚会。既可以活跃气氛，又能借机继续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