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皇太后曹太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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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寿宫的朱红大门，在司马光朝堂怒陈宗室罪状后的第三日，缓缓关闭了。平日里总是络绎不绝的车马随从，仿佛一夜之间被连日雨水冲走。

一道出自皇太后宫尚寝的、非正式的口谕，如同深秋初霜，迅速在京圈顶级勋贵间散开：

“太后微恙，精神不济，慈谕：宗亲非紧要事，勿要入宫烦扰，各自在家静修为国祈福。”这道旨意，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仓皇和回避的寒气。

皇太后曹太后，这位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垂帘过政，至今在宫廷和勋贵圈层中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老太后，感觉到了风向的彻底转变！

她那敏锐如狐的政治触觉告诉她，这一次，不再仅仅是司马光一个直臣的孤身发难。太后的目光穿透宫墙，看到了那场震动朝堂的奏对。

司马光的名望太高了！他的刚直清正深入人心，他的道德文章天下传诵。他当众翻开宗室血淋淋的疮疤，掀开的不是几件个案，曹太后害怕是他掀开是整个宗亲群体糜烂的冰山！

更让她心悸的是朝堂上的反应——韩琦那看似公允的“名不正言不顺”、富弼痛心疾首的“百姓怨声载道”……这哪里是劝架？这是为司马光搭起的梯子！

这是整个庞大的、掌握着帝国实际运作的士大夫集团，在此刻表现出的、对“清理宗室积弊”这一目标的惊人默契！他们未必都赞成“五代而斩”的峻烈，但他们绝不愿意再为那些祸国殃民的疏属宗亲背书、担责！

还有英宗呢？他那声“容朕三思”中的痛苦和犹豫，像针一样扎在太后心头。作为帝王，作为她的养子（也需顾忌生父濮王一脉），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困境。

太后的直觉告诉她，英宗心中的选择，正被财政的压力、边患的警报、以及对一个有为君主“建功立业”的渴望，重重地导向了韩琦、富弼们递来的那条“正名分”、“节国用”的途径！风向变了！

宗亲，包括曹家这艘巨舰，必须在风雨中调整航向，甚至要砍断一些无关紧要的枝桠以求自保。闭门谢客，既是无奈的退避，也是划清界限的自保姿态——她要和那些不安分的、与嘉王、德宁侯这些烫手山芋关联太深的曹家旁支划清界线。

同时立刻、马上、低调！要是再敢打着曹家的旗号生事，那前朝太后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

与此同时，英宗的福宁殿内，铜炉中上好的沉香发出丝丝清香，却丝毫驱不散此刻君臣心中的压抑。

英宗靠坐在御座上，指节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冷的紫檀扶手。下首，核心重臣济济一堂：

枢密使、同平章事（首相）韩琦须发皆白，端坐如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相）富弼气色未复，靠在椅中；枢密副使、龙图阁直学士曾公亮（时任枢相，处事务实）；三司使、翰林学士承旨欧阳修（财政重臣）；以及御前最年轻的参知政事——韩绛。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浓重的思虑。

这是英宗在朝罢风波后首次秘密召集核心重臣商议司马光所奏。风暴已然掀起，下一步是彻底引燃还是平息？关键在于英宗本人的决断。

“司马光所奏两事，”英宗的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开门见山，

“其一，宗室疏属所犯诸罪，证否？”他目光扫过韩琦、富弼等人。

这些案卷已在重臣手中流转多日。韩琦率先开口，声音沉缓有力：“经御史台、开封府初步复核，司马光所奏嘉王府、昌平郡王、德宁侯诸案，虽有细节待核，然罪证要害确凿无疑。”

他顿了顿，“其恶行昭彰，若不行宋律，不足平民愤，亦不足以儆效尤！”这是旗帜鲜明地支持追查到底。富弼默默点头。

英宗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既如此，该罚则罚，该办则办！不必有所顾忌！”这算是为清理宗室中的蛀虫定下了基调，也是向臣子们表达了一个态度：朕要惩治这些败类！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其二，”英宗的手指再次重重敲在扶手上，声音提高了一些，“司马光请修宗法、定‘五代而斩’之制……此事重大，牵涉祖宗法度，卿等议之！”

大殿中一片沉寂，落针可闻。“五代而斩”四个字，比那些罪案更沉重百倍！这才是真正动摇宗亲根本的制度性变革。

韩琦再次缓缓开口，鹰隼般的目光扫过众人：“陛下，司马君实之议，虽锋芒犀利，其‘正名分、定恩泽’之理却出自《礼记》，法理根基深厚。国朝百年，宗室繁衍逾数千，远枝疏属享受浩荡皇恩而无寸功，其名不符，其位不正！此实为冗费、冗祸之渊薮！”

他再次定调，为“五代而斩”寻找最正统的礼法依据。“然，”他话锋一转，“推行不宜过激过猛，当思虑周全，有法可依，有序可循。”

富弼也睁开眼，补充道：“太学生亦论及此。若‘近属’与‘疏属’界限不清、待遇不明，混淆天泽，终致恩滥法弛。名分昭彰，恩威有序，方是长久之道。此亦陛下仁孝治国之体。”再次强调“名分”重要性。随着君臣讨论开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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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亮提出一些技术性问题：如何精确界定五代？从太祖太宗算起，还是从当前皇帝代际溯回？

欧阳修则从财政角度进言：“陛下，三司通盘粗算，若依此制，裁汰大部分无爵位或低品闲散的疏远宗亲俸禄、岁时赏赐，再削减其扰民害政之开销……”

他看了一眼韩绛递过来的一个简略账簿，“岁省缗钱可三十多万有奇，米粮布帛更巨。此款若用于加强北地军备、修葺河工、赈济灾黎……当有大益！而且随着时间进一步裁撤可破百万贯”

立省三十多万贯！长期破百万贯！这对于当时岁入不过数千万的北宋财政，也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怦然心动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