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风流云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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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儿子章援问道,"咱们这是要去哪?"

"去该去的地方。"章惇闭目养神。

马车行到城门口,忽然被人拦住了。章援掀开车帘一看,竟然是苏轼的儿子苏过。

"你来做什么?"章惇冷冷问道。

苏过拱手道:"家父让我给章公带句话。"

"什么话?"

"海风潮湿,章公多保重身体。"

章惇愣住了。他没想到,被自己一贬再贬的苏轼,竟然还会让儿子来送别。

他沉默良久,终于问道:"你父亲...还好吗?"

"托章公的福,家父身体尚可,正在北归途中。"

章惇点点头,不再说话。马车继续前行,扬起一路尘土。

而此刻的苏轼,正在镇江的金山寺游玩。他站在山顶,俯瞰滚滚长江,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川赶考时的情景。

那时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乘船东下,满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

如今,父亲早已作古,弟弟远谪他乡,自己也已是白发苍苍。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吟诵着自己年轻时的诗句,不禁老泪纵横。

从金山寺下来,苏轼就觉得身体不适。到了常州后,病情越发沉重。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躺在病榻上,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

"我这一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家产..."他喘息着说,"唯有这些文稿,你们要好生保管。"

儿子们含泪答应。

苏轼又对好友维琳方丈说:"我与你相交一场,临别有一言相赠:着力即差。"

"着力即差"——凡事不可太过强求,顺其自然就好。这或许就是他一生悟出的道理。

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宜勿忘西方!"

(端明是苏轼的官职,指不要忘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苏轼轻声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也不能刻意强求)

旁边一位好友钱世雄也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这是先生一生修行之时,此刻更要用功啊)

苏轼答了一句:"着力即差。"

说完这四个字,他便安然闭上双眼,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

消息传出,天下文人莫不悲痛。在汴京,刚刚亲政的徽宗皇帝也叹息道:"才难之叹,古今共之。"

而在雷州的章惇,听说苏轼病逝的消息后,独自一人在海边坐了一夜。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回想与苏轼同年中进士时的情景,那时他们都还是热血青年;也许在回想变法时的激烈争论;也许在回想自己一次次把苏轼贬往更远的地方...

第二天,章惇的儿子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

"父亲,您的头发..."章援惊讶地说。

章惇摸了摸自己的头发,一夜之间,竟然全白了。

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望着北方,那里是中原的方向。

苏轼去世后不久,朝中的党争却并没有停止。

徽宗皇帝赵佶是个艺术天才,但对治国理政却没什么兴趣。他重用蔡京等奸臣,朝政越发腐败。

蔡京为了打击政敌,居然把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佑奸党",并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外,这就是臭名昭着的"元佑党人碑"。

凡是名字刻在碑上的人,活着的一律贬官,死了的追夺谥号,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在京城做官。

可笑的是,章惇因为曾经反对立徽宗为帝,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这块碑上。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权相,最终也成了"党人",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湖州。

而那个被章惇贬到海南的苏轼,他的诗文却被天下人争相传诵。朝廷越禁,民间流传越广。

有一次,徽宗皇帝微服私访,在茶楼里听见歌女演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赵佶听得入神,不禁叹息:"如此才情,确是难得。"

旁边的蔡京连忙说:"陛下,苏轼是元佑党人,他的诗词应该禁止..."

"罢了,"赵佶摆摆手,"好就是好,与党争何干?"

但他终究没有取消对苏轼诗文的禁令。

夜色深沉,汴京城里依然歌舞升平。徽宗皇帝在宫中作画,蔡京等人在朝中弄权,边境的西夏和辽国虎视眈眈...

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几十年后,金人的铁骑将踏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基业将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的种子,早在神宗变法、新旧党争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苏轼去世前曾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把自己的贬谪之地视为功业,这既是自嘲,也是超脱。或许他早已明白,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荣辱得失,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

唯有那些真挚的文字,那些不屈的精神,才能穿越时空,永远流传。

就像他在《前赤壁赋》中写的那样: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千载之后,当我们吟诵这些诗句时,那个豁达潇洒的苏东坡,仿佛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第四卷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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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尾语)

熙宁变法的十五年,如同一场倾尽全力的豪赌。它试图用国家力量重塑社会,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执行的粗暴变形、以及人性的复杂而功败垂成。

神宗的理想,王安石的执着,司马光的坚守,苏轼的豁达,章惇的偏激...这些鲜活的人物共同演绎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然而,那声"天变不足畏"的呐喊,那种直面积弊的勇气,那份改造国家的雄心,已成为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历史的深处,等待着下一次的燃烧。

变法可以失败,理想终会褪色,但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活出真我的人,他们的精神与智慧,却穿越千年,依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这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第四卷《天变不足畏》全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