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日本水俣事件（2/2）

新笔趣屋【www.xbiquwu.com】第一时间更新《大案要案详情录》最新章节。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患者年龄增长，许多先天性水俣病患者（现在大多已经40岁以上）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们面临着与年龄相关的健康问题和原有疾病的双重挑战，生活更加艰难。

四、污染扩散：从水俣湾到整个八代海

4.1 污染源的转移：一个蓄意的决定

1958年夏天，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和公众压力，日本窒素公司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将废水排放口从水俣湾改为水俣河河口。这一改变并非为了减少污染，而是为了将污染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从而减轻对水俣湾的关注。

这一决定导致甲基汞污染从水俣湾扩散到整个八代海（又称不知火海）。水俣河是一条流入八代海的小河，将废水排入河口意味着污染将随着水流扩散到更大的海域。

1958年9月，日本窒素公司完成了排水渠道的改造。这一改变很快产生了后果：新的患者开始出现在水俣河河口地区以及水俣湾周边地区。污染范围从水俣湾扩大到了八代海南部的每个沿海地区。

4.2 污染的时空分布：从1950年到1968年

通过分析保存的脐带组织，研究人员重建了水俣地区甲基汞污染的时空分布。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式：甲基汞污染的高峰与乙醛生产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水俣湾地区的甲基汞污染在1955年左右达到峰值，随后随着乙醛产量的增加和排水口的改变，污染逐渐扩散到八代海沿岸的其他地区。Ashikita、Izumi和Goshonoura地区的甲基汞污染峰值出现在1960年左右，比水俣湾晚了约5年。

这种时空分布与乙醛生产的变化完全一致。1958年排水口改变后，乙醛产量在1960年达到峰值，导致甲基汞污染在周边地区也达到峰值。此外，由于潮汐从北向南流动，Izumi地区的甲基汞浓度高于Ashikita和Goshonoura地区。

研究人员还发现，甲基汞污染的分布与先天性水俣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在甲基汞浓度最高的地区和时期，先天性水俣病的发病率也最高。这进一步证实了甲基汞暴露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4.3 污染的长期影响：即使停止排放后

即使在1968年日本窒素公司停止乙醛生产后，甲基汞污染的影响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甲基汞在环境中难以降解，且在沉积物中可以长期存在，水俣湾和八代海的污染问题并未随着排放的停止而结束。

1968年，水俣湾底质泥中汞含量仍然高达250至7000 ppm，需要十年的工作来密封受污染的污泥。即使在1977年，水俣湾的鱼类仍然含有超过临时监管标准的汞含量。

为了恢复水俣湾环境，日本政府花了近4亿9000万日元，用隔离网将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完全隔离开来，用14年时间清除淤泥，捕捞被污染的海生物。直到1997年，海水的含汞量才达到正常标准。

然而，即使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治理，水俣湾的生态系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研究表明，甲基汞可以在沉积物中长期存在，并在特定条件下重新释放到水体中。这意味着水俣湾仍然面临着潜在的污染风险。

4.4 全球影响：一个跨越国界的教训

水俣病事件不仅影响了日本，也对全球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事件被列为世界八大公害之一，成为环境破坏和工业污染的典型案例。

197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新泻的数据，提出每日允许摄入0.2毫克甲基汞。这一标准为全球汞污染控制提供了参考。

1990年，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提出孕妇头发中50 ppm的甲基汞可能影响胎儿，甚至10-20 ppm也可能有危险。这一建议促使许多国家加强了对孕妇和儿童甲基汞暴露的关注。

2013年1月19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召开的有关汞问题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通过了由日本政府代表所提出的公约提案《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简称《水俣公约》。这是世界上首个就高毒性金属汞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以历史上最严重的汞中毒事件命名。

《水俣公约》于2017年8月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签署。该公约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减少汞的排放和使用，包括禁止新建汞矿、限制汞的贸易和使用、控制汞向环境的排放等。这一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汞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种告慰。

五、漫长的抗争：从法庭到社会运动

5.1 早期赔偿：一个不公正的协议

1959年12月，在多方压力下，日本窒素公司与渔民合作社就渔业赔偿达成协议，并举行仪式庆祝废液处理设施"Cyclator"的建成。同时，公司还与由78名患者及其家属组成的患者协会达成协议，向每位成年患者支付10万日元作为慰问金。

然而，这些协议存在严重缺陷。首先，慰问金协议规定患者及其家属放弃进一步索赔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强迫患者接受不公正的赔偿。其次，所谓的"废液处理设施"并没有有效去除汞，公司继续排放含汞废水。

1959年的赔偿协议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患者和家属不断发起诉讼，要求公正的赔偿和承认。这些法律行动成为推动日本环境法和公害赔偿制度发展的重要力量。

5.2 里程碑式的判决：1971年和1973年

1967年，新泻市民正式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昭和电工公司承担责任。经过数年的诉讼，1971年法院终于做出判决，昭和公司败诉，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水俣病相关诉讼中的第一个胜诉案例。

1971年和1973年，新泻和熊本地方法院分别裁定公司对水俣病负全部责任。熊本地方法院还因违反公共秩序，废除了规定患者放弃进一步索赔的慰问金协议。这些判决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受害者争取了一定的公正。

1973年3月，水俣病的审判以患者的胜利而告终。根据判决，被认定的水俣病患者从窒素公司一次性领取1600~1800万日元的补偿金。此外，公司还需支付年金、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温泉治疗费、针灸费等费用。

然而，这些赔偿仍然不足以弥补患者的损失。许多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1600~1800万日元的一次性赔偿虽然数额不小，但在长期的医疗支出和生活困难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5.3 持续的法律斗争：从1970年代到2020年代

尽管1973年的判决为部分患者提供了赔偿，但仍有大量未被认定为水俣病的人未能获得应有的补偿。这些人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

1995年，在庭外和解协议达成后，几乎所有患者群体、相关公司和政府之间相继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约名未被官方认定为水俣病的受害者获得了一次性补偿金260万日元。

2004年，最高法院对1995年未接受和解的案件做出裁决，认定政府对未能防止水俣病扩大传播负有责任。这一判决扩大了赔偿范围，使更多受害者有机会获得补偿。

2009年，日本出台《水俣病受害者救济法》，向约人发放一次性补偿金210万日元，以及可享受免费医疗的医疗手册。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对水俣病问题的进一步承认。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法律和协议，仍有许多受害者未能获得公正的待遇。截至2025年3月末，被认定的受害者仅有2284人（其中2073人已去世），而实际受害人数估计高达10万人。

2023年9月，大阪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重要判决，认定128名原告都患有水俣病，并命令国家等支付每人275万日元的赔偿。这些原告此前未得到基于2009年生效的《特别措施法》的救济。这一判决对被批评过于严苛的政府认定标准提出了强烈质疑，可能为更多受害者打开获得补偿的大门。

5.4 社会运动：从地方到全球

水俣病事件不仅引发了法律诉讼，还催生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推动了日本环境政策和社会意识的变革。

1960年代，随着水俣病真相的逐渐揭露，日本各地出现了多个受害者组织和支持团体。这些组织通过示威、请愿、出版刊物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水俣病的认识，推动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1969年，水俣病患者和其支持者组成的水俣病措施公民委员会成立，继续支持受害者索赔。该组织不仅关注赔偿问题，还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

水俣病事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72年，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他的妻子前往水俣，拍摄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照片，记录了水俣病患者的悲惨遭遇。这些照片发表后，引起了全球对水俣病的关注，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水俣病事件还促进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诞生。从"水俣病"事件研究开始，日本社会学者开始了环境及由环境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使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诞生。这一学科的发展，为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5.5 政府责任：一个持续的争议

水俣病事件不仅是企业责任的问题，也涉及政府的监管不力和决策失误。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日本政府的表现一直备受争议。

首先，政府未能及时采取行动阻止污染。尽管熊本大学研究小组在1956年就已经怀疑汞污染是水俣病的病因，但政府直到1968年才正式承认这一点。在这12年间，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居民，反而继续允许公司排放污染物。

其次，政府在患者认定标准上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导致许多实际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现行的认定标准要求患者必须具备特定的症状组合，并且通常只适用于1969年11月底前出生的人。这些标准被批评为过于严苛，不符合医学科学的最新发现。

此外，政府在赔偿和医疗支持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许多患者及其家庭面临经济困难。即使是已经获得认定的患者，也常常抱怨补偿金额不足以覆盖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

近年来，政府与患者团体之间的沟通也存在严重问题。2024年5月，前任环境大臣在熊本水俣市和患者团体开会时，发生了"麦克风被切断"事件。患者代表好不容易排队发言，话刚说到一半，工作人员直接关麦，场面尴尬到极点。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对待水俣病患者态度的强烈质疑。

六、未竟的事业：69年后的水俣病

6.1 未解决的医疗问题

尽管水俣病事件已经过去了69年，但许多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患者认定标准的争议。目前的认定标准基于1977年制定的医疗标准，与最高法院命令采用的边缘症状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导致许多有症状的人无法获得正式认定和相应的医疗支持。

其次，随着患者年龄增长，他们面临着与年龄相关的健康问题和原有疾病的双重挑战。尤其是先天性水俣病患者（现在大多已经40岁以上），他们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缺乏针对性的医疗服务和支持。

此外，关于水俣病的长期影响和并发症的研究仍然不足。虽然已知患者可能出现多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发生率、发展过程和最佳治疗方法仍不明确。这使得医生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治疗，也使得患者无法获得有针对性的医疗建议。

最后，水俣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需要更新。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新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这些进展尚未充分应用于水俣病的诊断和治疗。这导致患者可能无法受益于最新的医疗技术和方法。

6.2 未完成的赔偿：一个持续的斗争

尽管已经有多个赔偿协议和法律出台，但水俣病的赔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截至2025年3月末，被认定的受害者仅有2284人（其中2073人已去世），而实际受害人数估计高达10万人。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受害者未能获得正式承认和相应的赔偿。

即使是已经获得认定的患者，也常常抱怨补偿金额不足以覆盖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根据1973年的判决，被认定的水俣病患者可获得一次性补偿金1600~1800万日元，以及医疗费用报销。但这些赔偿在当时可能足够，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物价上涨，其实际价值已经大幅下降。

对于未被认定的受害者，情况更加糟糕。1995年，约人获得了一次性补偿金260万日元；2009年，约人获得了一次性补偿金210万日元。这些金额远低于被认定患者获得的赔偿，且通常不包括持续的医疗支持。

近年来，尽管有新的法律诉讼和判决，但赔偿过程仍然缓慢而复杂。例如，2023年大阪地方法院判决128名原告获得每人275万日元的赔偿，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6.3 全球警示：从水俣到福岛

水俣病事件不仅是日本的悲剧，也是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教训。这一事件展示了不受控制的工业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科学、政府和企业在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方面的责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环境灾难仍然在世界各地发生。例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尽管性质与水俣病不同，但同样展示了工业活动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潜在危害。

福岛核事故后，东京电力公司同样被指控隐瞒信息、低估风险，以及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扩散。这与水俣病事件中日本窒素公司的行为惊人地相似。更令人担忧的是，2023年，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这一决定引发了全球关注和担忧。

水俣病受害者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杉本肇是水俣市的渔民，他的父母是水俣病患者。他表示："我们经历过的痛苦，不希望任何人再经历。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是对海洋和人类健康的不负责任行为。"

福士筱生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是水俣病患者，大女儿在年幼时就因病去世。她说："日本政府应该从水俣病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重复同样的错误。排放核污染水是对环境和人类未来的背叛。"